在5000多年未曾断裂的悠久文明进程中，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始终以璀璨之姿散发着独特的光彩。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韩建业所著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正如一把精巧的钥匙，为我们开启了深入了解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大门。作者凭借深厚的学术根基、独到的研究视角和严谨的论证体系，使这部书在众多中华文明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为我们呈现出一幅宏大而精微的中华文明形成图景。

      《中华文明的形成》收录22篇文章，分上、下篇。书中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追溯至距今8000多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这一论断突破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传统认知框架。作者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将文明起源的时间点向前推移，更重要的是指出早期文化通过“文化基因”代际传承实现文明超稳定延续的内在机制。以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与刻符龟甲为例，这些文物不仅展现了原始宗教与符号系统的萌芽状态，更隐含着“天人合一”宇宙观的雏形——这种将自然规律与人文秩序相融合的思维范式，在后世《周易》的阴阳哲学、中医的经络理论中都能找到清晰的传承脉络。这种文化基因的延续特性，正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老文明“断裂式发展”的核心特质。

       作者提出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概念，打破了传统“中原中心论”的理论局限。他以庙底沟文化为典型案例，点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扩张并非单纯的“文明征服”，而是呈现出“核心—边缘”的互动共生模式。庙底沟彩陶纹饰的传播，表面看是艺术风格的扩散，实则承载着中原地区“天地之中”宇宙观的空间投射。这种观念借助陶器、玉器等物质载体，在黄河与长江流域形成文化共识，最终构建起超越血缘与地域界限的“想象共同体”。这一历史进程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象征体系”形成有趣呼应，印证了中华文明自起源阶段便具备通过文化符号凝聚多元群体的独特能力。

       此外，书中关于全新世黄土与早期中国文明关联的探讨，堪称方法论上的重要突破。韩建业指出，黄土高原的垂直地带性特征，促使先民形成“旱作农业—定居聚落—宗族社会”的生存策略，而这种策略又反过来塑造了中华文化“重农尚和”的精神底色。更值得深思的是，黄土兼具“脆弱性”与“可修复性”的特质，是否在潜移默化中孕育了中国人“天人调谐”的生存哲学，给读者留了较大的深究空间。比如贾湖遗址中碳化稻粒与粟作遗存的共存，表明先民已懂得通过作物多样性应对环境波动；良渚古城复杂的水利系统，则可看作是对黄土冲积平原水患的主动适应。这种将环境压力转化为文明发展动力的智慧，或许正是中华文明实现“韧性成长”的深层密码。

      《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除了充满学理性、思想性以外，还试图还原历史本貌，为当代文化建构提供镜鉴。书中隐含着深层思考：当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冲突日益加剧的当下，早期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整合智慧，能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历史经验？当数字技术重塑人类生存方式时，贾湖骨笛所象征的“诗意栖居”传统，又该如何与现代性达成调和？《全新世黄土：早期中国文明的物质基础》一文，就暗点出历史演进的结合问题，指出世间万物都要适应其所生活的环境，不然就会被淘汰的规律。

       当然，《中华文明的形成》依然存在可探讨的空间。比如书中对南方稻作文化与北方粟作文化的互动机制阐释尚待深入，对海洋因素在早期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未充分展开。但这些看似欠缺的地方，其实正是彰显了学术研究的生命力——韩建业以考古学为根基，串联起历史、地理、环境等多元维度，不仅重构了中华文化的“文明童年”，更揭示了其延续数千年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超越了朝代更替与政权兴衰，深植于中国人对天地秩序、生死哲思、社会规范的永恒追问之中。当我们在现代性迷雾中探寻方向时，回溯文明的起源，或许能更清晰地聆听那些穿越数千年时光的智慧回响。

       黄伟兴